刚刚过去的2024年，似乎没有哪家银行能躲得过“息差焦虑”。
Wind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三季度，A股42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利息收入6.99万亿元。
规模上，收入仍保持同比1.07%的增长；但增速已出现大幅回落，较上年同期下滑7.71个百分点。
疲态尽显的增长背后，是持续承压的净息差、扩表速度与资产质量。
虽然银行业多年前已喊出“轻资产转型”口号，视中间业务为“第二增长曲线”；但对于利息收入占比仍普遍在7成左右的上市银行而言，任何指标的恶化，都可能对脆弱的增长造成“致命一击”。
回顾2024年，各行利息业务普遍呈现出防御姿态：
一方面，新经济形势下，不少银行已主动或被动地放缓扩表速度；
二是许多银行在定价风格、资产负债结构上，呈现出一定保守倾向。
例如针对净息差压力，此前银行普遍有控成本、抬收益两种打法；但近年来，更多机构表现出对质量与风险的高度关注，资产偏好从高风险、高收益转向中低风险。
成本端防线当前各股份行中，能将息差维持在1.9%以上的，仍是高举“零售大旗”的招行与平安。
二者之中，招行的“护城河”始终是领先的存款定价能力。
2024年上半年，招行在生息资产收益率较兴业、光大、浦发分别低出0.24个、0.23个、0.1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，净息差仍高出0.14个、0.46个、0.52个百分点。
这就得益于其远远低于同业的负债成本。
Wind数据显示，同期招行负债成本率仅为1.72%，是唯一低于2%的股份行；这一数字较并列行业第二的兴业与平安，高出了0.53个百分点。
招行的“揽储利器”，正是已具备一定规模的财富管理业务，强产品思维的功能禀赋和标签，让更多零售客户愿意将招行作为投资账户的首选。
即便是权益市场疲软、保险基金降费、中间业务收入承压的2024年上半年，该行零售客户总数、AUM（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）较年初依旧维持了2.54%、6.62%的增长。
综合各行存款定价与结构，招行的优势正来自财富管理业务下的低成本存款。
各类存款中，活期成本低于长期、个人成本又低于企业。
2024年上半年，招行活期存款占总存款比重达51.96%，是唯一活期存款占比在5成以上的国股行；个人活期占比达21.03%，在国股行中仅次于农行，远高于其余股份行。
尽管当下财富管理方向已是各家银行转型的“兵家必争之地”，但从零售存款指标看，招行的“护城河”短时间内仍是相当牢固的。
不过净息差虽高，但招行利息收入占比却位列上市股份行之末。
这不仅因其在非息收入市场的地位强势，也因其资金使用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Wind数据显示，招行2024年前三季度存贷比远低于同业，仅在77.39%；同期光大、平安存贷比均在90%以上，浦发、兴业、民生甚至突破100%。
招行副行长彭家文曾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，未来将更加注重存款与资产结构:
例如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，要配置好投资、贷款和同业资产；在贷款配置方面，继续提升或者加大零售贷款占比，从而提升整体收益。
此外，亦有多家银行将控制负债成本视为稳定息差的关键举措。
例如中信行长刘成在业绩会上表示，为应对净息差收窄，公司侧重于压降负债成本，管理策略向资产负债两端同步发力转变；
兴业则通过压降高成本存款，增强低成本结算性存款的组织能力，管理负债成本。
控风险共识与一贯以定价领先的招行不同，平安在息差方面上呈现了优势，这主要得益于远高于同业的生息资产收益率。
2024年上半年，平安生息资产收益率高达4.16%，位列股份行之首；同期兴业、光大、浦发等贷款定价较高的银行，收益率也均在3.85%以下。
2016年起，平安启动零售转型，此后多年时间里快速扩大个人贷款；信用卡业务、汽车金融、“新一贷”等业务成为各类机构争相模仿的对象。
但“高风险、高收益”模式下，平安不良率一度出现恶化。
例如2023年，不良率同比虽只增加0.01个百分点至1.06%；但信用卡应收账款和消费性贷款，不良率分别达到2.77%、1.23%，同比增加0.09个百分点、0.15个百分点。
2023年，冀光恒出任行长后曾坦言“以前较高的息差，不是靠低成本负债，而是来自资产端的高利率。”
其指出过往对营收作出较大贡献的高息差、高利率零售已不适应新形势。
此后平安主动切向防御，暂时放弃信用类的高收益零售业务；同时增加房产按揭等资产，对客群进行调整，以保障存量资产安全。
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，平安信用卡不良率降至2.64%；同时消费结构优化，线上消费占比同比提升5.5个百分点、信用卡循环及分期日均余额占比同比提升1.2个百分点。
从“高风险、高收益”向中低风险转变的趋势，同样体现在其他银行上。
例如兴业行长陈信健曾业绩会上表示，要从高收益资产、高成本负债的组合转向低成本负债、高收益资产的组合，“通过优质服务做强负债、做优资产、做大中收。”
截至上半年末，该行绿色、科技、普惠企金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末增长13.13%、9.25%、16.54%，增速均高于对公贷款整体增速。
中信银行也曾表示，将通过提高贷款占比，优化贷款结构，改善资产收益将息差稳定在合理水平。
该行副行长胡罡称，“公司高度关注零售业务风险，2020年就关注到居民杠杆率达60%，2021年意识到房地产下行可能对个贷资产质量形成压力，现已加强风险防控。”
增量“向外求”利率持续走低的环境下，不少银行在优化资产负债，亦通过“向外求”，考察海外资产。
例如招行行长王良曾在业绩会透露，下阶段招行将重点推进国际业务和境外业务，促进营收、利润占比提升。
此前，招行已在香港、纽约、新加坡等设有6家境外分行，以及招商永隆银行、招银国际、招银欧洲三家子公司。
“我们也是借鉴日本银行业经验。”王良表示，“他们过去几十年不断推动国际化，来减少国内业务因为低利率、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对息差带来的冲击。”
这一想法也曾在海外资产规模较大的中国银行得到过验证。
因国内、国际经济周期不同步，中行高比例的境外资产，曾在全球加息周期中贡献可观收益、对冲部分国内净息差收窄的压力。
例如2022年以来，各国在面对高通胀时普遍通过压缩需求降温，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央行竞相加息，仅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处在降息周期中。
这一时期，海外资产占比2成左右的中国银行表现出优于同业的营收增速。
2022年至2024年的上半年，营收增速在息差收窄压力下共减少4.06个百分点，同期的国有六大行增速降幅均在5个百分点以上。
中行曾表示，2022年受益于美联储加息，中国银行外币资产收益率提升；多种因素助推下，集团净息差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至1.76%；
2023年抓住美联储加息时机、外币息差进一步改善；境外商业银行客户存款、贷款总额同比增长6.28%、0.88%，全年利润对总额贡献度为19.21%。
这一趋势同样体现在2024年。
当年一季度、二季度中行净息差保持在1.44%，中行曾坦言，“外币资产收益率上升抵消了部分人民币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影响。”
但硬币均有两面。
国际成熟经济体进入降息周期后，海外资产、负债均可能在愈演愈烈的国际降息潮下产生波动。
中行副行长刘进曾表示股票的杠杆，未来将进一步提高对外资产负债主动管理要求。“例如推动外币债券投资、加快境外轻资本转型、密切关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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